制造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像离开农业的发展就没有饭吃，没有制造业就无法进行任何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但是，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都遇到了瓶颈，制造业投资与发展的速度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这与制造业自身的特点与发展规律高度相关，也与金融业发展的短期化、虚拟化与泡沫化相关。

　　在全球格局中，美国资本把低端价值链甩向发展中国家，导致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断裂；德意志银行则是通过泡沫化的金融衍生品把大量资金抽离制造业，通过大宗商品的制造业源头的自然资源的衍生品交易，把制造业推上了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中国很多银行资金＂空转＂难以进入制造业。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正逐步退出制造业，制造业投资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人类社会从生产力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智能社会到科学社会，每个社会阶段都会出现一种新的产业，并且这个产业就会成为价值链的高端产业，而原有的产业会后退到价值链低端，并且金融资本会出现退出趋势。就像目前金融资本正在放弃制造业，流向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之所以能对原有产业进行革命，在于相比而言具有更大的"红利"，这种＂红利＂会引导资源和资本向新产业转移，甚至岀现大规模要素退出制造业，导致基础产业失败，引发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上溯到1929年与2007年2次大危机都与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和泡沫化相关。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金融能够为制造业赋能，并促进制造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所以，对于当前的制造业要作为一个基础产业和一个特殊产业来支持，就像对农业的政策性支持一样，在政府政策上优先、补贴和减免税；在金融方面，成立专门的系统与部门。我们把支持制造业的这种专门的金融体系叫做"制造业金融"。

　　制造业存在巨大的沉淀成本、创新成本、重置成本、环保成本和安全成本，使得转型与创新的风险加大，需要特殊的财政转移支付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在金融监管方面应该有特殊的准入制度和优惠政策。

　　制造业需要分工上的创新与企业的集团化管理，对产业金融的发展，对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核心制造业需要产学研一体化、供产销一体化、科产金一体化的垄断式企业集团与跨国企业集团，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定价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衰退与制造企业过于分散，无法承担一系列机会成本有关。

　　沈阳机床案例对于制造业的这些成本具有典型意义，从中可以分析当前制造业的一些重要特点与规律。

　　沈阳机床2011年排名世界第一、我国机床行业最顶尖代表之一的 “机床巨头”，正因破产重整陷入退市危机。出现这样的局面，有机床行业的现状、市场的变化、企业自身管理等等多方面的原因。

　　仅就沈阳机床的研发来说，曾经i5智能控制系统震惊业界。然而，自2012年起，沈阳机床开始从世界第一的高度以断崖式的速度向下坠落。i5业务的发展倒是很快，三年之间，销量从几百台到几千台直至2018年的18000台。与此同时，沈阳机床的负债率达到了9成。

　　2019年8月18日，沈阳机床集团 (以下简称 “沈机集团”)控股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沈阳机床”，000410.SZ)发布公告称，已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9月5日，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通用”)拟作为意向战略投资者，参与沈机集团及其下属八家公司重整。根据协议，沈机集团和沈阳机床将接受中国通用提供的共益债借款2.2亿元和2.8亿元。加上沈阳市财政上半年已经拨付的3亿元资金 (由沈阳国资委注资进盛京资产)，这场驰援我国最大机床企业的 “续命金”已增至8亿元。

　　沈阳机床的破产重整有其个性化原因，和行业整体不景气密切相关。尽管i5曾经风靡一时，但真正为沈阳机床创造了多少效益、为沈阳机床发展注入了多少动能，从目前的最终结果看一目了然。智能制造不是讲概念、不是玩大跳跃，应真正找到切合企业自身的智能制造升级发展之路。

　　沈阳机床共计向中国银行、盛京银行、朝阳银行借款18.3亿元，截至与各家银行约定的还款时间，沈机股份共有9.25亿元逾期金额未还，逾期债务类型包括借款利息和借款本金。债务逾期难题露出水面，紧随的是一系列诉讼缠身。仅7、8月两个月，沈阳机床因债务逾期涉及的诉讼就高达4起。事实上，沈阳机床债务问题早有端倪。根据今年5月底深交所向公司发出的2018年年报问询函，至2018年底，沈阳机床货币资金余额总计35.09亿元，其中34.77亿元资金受限 (包括被冻结的银行存款504.62万元)。2018年末净资产为0.67亿元，资产负债率达99.26%。2019年，这一数据持续恶化。第一季度沈阳机床净资产为-5.10亿元，第二季度这一数据已降至-14.66亿元，较去年同期暴跌2278.51%。

　　沈阳机床金融债务严重，资产负债率持续处于高位，每年的利息费消耗了企业大量流动资金。2018年，沈阳机床财务费用高达8.6亿元，占营业收入的17%，庞大的利息支出使得公司流动资金十分紧张。

　　2012年~2018年年报显示，沈阳机床扣非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已连续7年为负。其中，7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为-7.74亿元、-10.74亿元、-14.32亿元、-6.79亿元、-0.64亿元、-0.77亿元、-0.18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0.57亿元、-11.23亿元、-19.36亿元、-28.61亿元、-16.43亿元、-13.44亿元、-12.75亿元。截至目前，亏损仍在持续。来自沈阳机床的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沈阳机床净利润亏损4.5亿元，较去年同期暴跌3646.89%;二季度，净利润亏损14.10亿元，比去年同期暴跌5685.01%。换言之，沈阳机床已资不抵债。

　　创新与突破,并未给沈阳机床全面转型打开局面。

　　对于业绩大幅下滑原因，除受外部市场环境不利影响外，公司持续面临资金紧张、生产投入严重不足的局面，大量机床订单延期交付。与此同时，因交货延迟，代理商及潜在直接客户的新合同签订意愿严重不足，致使营业收入规模受到严重影响。受累子公司欠账及回款难，也是沈阳机床进入困境的重要因素。华屹公司和金鼎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与沈阳机床一同同为控股股东沈机集团旗下子公司。在两家企业运营期间，形成大量欠款。企业清收回款速度放缓，期后回款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是沈阳机床的经营机制对其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其中包括i5的销售模式。

　　资料显示，2007年，沈阳机床开起i5运动控制核心技术研发，并在五年后取得阶段性进展。从2007年至2017年，仅研发费用就投入了11.5亿元。2017年11月7日，在上海工博会上，沈阳机床正式发布i5OS智能平台。
　　i5智能控制系统的问世，引领机床行业踏上了工业互联网快车道。然而恰恰是自2012年起，沈阳机床开始从世界第一的高度以断崖式的速度向下坠落。

　　为摆脱业绩困境，自2010年6月起，沈阳机床几乎每年都会发布 《债务豁免公告》。沈阳机床不仅被其供应商豁免了一部分债务，就连客户欠他的钱也被他自己打了个折。2017年12月14日晚间，沈阳机床发布债务豁免通知，公司下属分、子公司与361家供应商签署豁免协议。供应商同意按一定比例豁免债务。换言之，彼时沈阳机床涉及拖欠供应商贷款合计4.72亿元，在债务减免1.34亿元后，只需偿还3.38亿元。

　　从沈阳机床的案例中，结合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情况，对于制造业和制造业金融，具有以下特点和规律：

　　（1）制造业企业具有别的行业所没有的特殊的创新成本，从新产品的研发到转化，风险高于其他行业，特别是国际顶尖技术的攻关，如果没有特殊的金融支持，仅仅依靠市场金融，难度大，可能会使企业走向失败。

　　上述案例中的沈阳机床，由于i5智能制造技入大，见效慢，再加上国内宏观环境变化，形成了巨大风险。此时，政府或者特殊金融部门（如政策性金融、风投、政府财政）应当有可持续的支持。特别是沈阳机床已经是全球第一，属于国家战略性企业，这种企业应当制定一企一策的金融支持方案，促进其创新的可持续性。而不是如案例中所说的银行诉诸法庭和退市。

　　（2）大型制造企业与国家关键技术企业面临巨大的沉淀成本，当全球技术变革时面临的技术重置成本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金融企业会选择退出。所以，在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上，对于国内众多企业具有外部性，在产学研一体化和科技开发方面应当形成体系，这种体系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其资金来源与成本应当由国家开发性金融来解决，并且应该有一定的政府补贴。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应当成立相应部门，支持像沈阳机床这种全球战略性企业的尖端产品研发与生产，在未来应该形成金融组合拳与风险防火墙，确保全球战略性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必要情况下，国家应当成立专门制造业金融机构，支持国家关键技术企业的发展。如专利银行、科技银行、制造业银行、制造业基金、资本市场设立制造业板和制造业绿色通道。

　　（3）从全球来看，金融资本在自由市场机制下，流向短平快的暴利企业，对于中长期的创新项目会选择退出或者是为了规避巨大沉淀成本与快速技术替代成本的投资风险。这可能也是全球金融资本退出制造业的重要原因。

　　核心制造业船大难调头，一旦在全球领域内同行业发生技术创新，巨大的投资可能作废，必须使企业长期在某一领域保持领先，一旦技术工艺被超越，在现代大规模生产和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企业失败的可能性加大，失败的速度也加快。国际上很多百年老牌制造业公司近来出现倒闭潮，表明制造业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与风险。所以，金融要加大力度支持企业建立研究所和实验室，设计企业研发投入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政策，甚至可以允许大型制造企业建立＂科技银行＂和＂专利银行＂。国家成立专门的制造业研发基金，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减免所得税。

　　（4）全球气候变化增加制造业的环保成本，很多地区和国家选择＂退二进三＂。所以，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当采取特殊措施进行应对，政府应当对企业新增的环保投资给予支持，通过＂环境指数＂和碳排放量交易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及时补偿。

　　在国家制造业金融政策方面，面临监管准入制度的改进，可以考虑几种方案：一是由原有的政策性金融中独立出＂制造业金融＂事业部；二是国家专门成立政策性＂制造业银行＂；三是允许大型制造企业产融结合，成立和发展制造业金融服务集团。

　　制造业有着特殊的发展规律，制造业随着大工业、大机器、高科技、大平台时代的到来，明显不同于原有的手工作坊模式。中国制造业改革既不能走老路，实际上也不能＂一分了之＂，应当建立适应科技革命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治理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需要金融业的特殊支持。  

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