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精密装备的发展需要耐心资本的支撑
超精密装备被列为“十四五”规划等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在光刻机、精密机床、光学镜头等领域取得局部的突破，但整体上仍落后于国际顶尖水平。超精密装备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主要是由其技术复杂性、产业链长和市场环境多变的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
技术复杂度与精度要求极高
首先是多学科交叉融合。超精密装备涉及光学、材料学、精密机械、热力学、智能控制等多个领域，需要突破学科边界整合技术。其次是精度的挑战。行业标准通常以微米、纳米（甚至亚纳米）为精度单位。 再有就是工艺积累与试错成本高。
产业链长，核心部件依赖进口
1.关键部件“卡脖子”
高端超精密装备依赖进口核心部件。自主研发这些部件需从头突破技术壁垒，周期可能长达10-15年。
2.供应链稳定性风险
国际政治因素（如美国《芯片法案》对华限制）可能导致关键部件断供，迫使企业调整技术路线，进一步拉长研发周期。
研发投入规模巨大
单台高端光刻机研发成本超10亿美元（如ASML的EUV光刻机），国内企业如上海微电子需持续投入数十年才能实现技术迭代。
市场需求不确定性
下游行业（如半导体）技术迭代快（摩尔定律），设备可能尚未量产即面临技术过时风险，超精密装备定制化程度高，客户验证周期长。
超精密装备行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研发必然伴随长周期与高风险，这样的特点使得一般的金融业的投融资很难进行。银行业的贷款首先要规避风险，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收回，并且要有资产抵押。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要求的是完整的财务数据，P/E值，即资本收益率。这些都是超精密装备企业在初期提供不出来的。因此超精密装备行业发展需要的是耐心资本，即能够长期投入，看重企业长期价值的资本。
二、发展耐心资本的困难
我国可以作为耐心资本的资金来源并不缺乏。以广义货币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这一衡量经济货币化程度和金融深度的指标来看，中国这一比值已经超过美国。
从规模来看，中国当前并不缺乏长期资金，财政拨款、银行储蓄、保险资金、社保资金这些资金都是耐心资本的潜在来源。但是，这些长期资金并不能自动成为耐心资本。特别是在前沿性、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这个阶段，耐心资本的角色是缺位的。
发展耐心资本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没有跟上科技创新的步伐，长期资金缺乏与科技结合的桥梁和机制。从深层原因上看，科技创新与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的疏离，本质上来源于新科技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和资本市场传统投资逻辑的不一致，从而造成了长周期高风险的融资需求与资本市场的投资的高度不匹配。
以光刻机为例，其研发周期与风险体现得尤为明显：光刻机的研发需同步突破光源、光学系统、精密对准等核心技术;时间跨度超长，例如，从EUV光源被确认为下一代光刻光源到ASML推出第一代EUV光刻机耗时20余年；资金投入巨大，单台EUV光刻机研发成本超百亿欧元。漫长的过程还伴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若下游芯片工艺转向新路线（如量子芯片），原有的工艺设备都可能被颠覆。
虽然在世界范围内EUV光刻机已经生产出来并上市，但对于我国而言，技术何时突破，需要多少投入，产品量产时世界上的技术会不会有大的改变，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此财务成本是不能准确预估的。对于一般投资者就很难进入。
因此，解决科技与资本之间的条块分割，关键在于理顺科技与资本的关系，构建出长期资本与高科技结合的桥梁和机制，促使长期资金转化为投资的逻辑与科技发展规律相统一的耐心资本。
三、发展耐心资本的关键：科技信用、战略科学家
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是指以长期价值为导向，具有较强的资金沉淀能力，能够承受较高风险和适应科技创新的长周期特点，对回报周期有充分容忍度的资本形态。其核心目标是通过跨越科技创新周期（通常5-10年甚至更长），立足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突破，最终实现资本增值与社会效益的双重回报。
然而，绝大多数资本市场投资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素养，特别是识别科技创新技术路径的眼光，也就无法形成耐心资本的配置和供给。这使得涉及到前期巨大投入和长时间技术开发的颠覆性和前沿性创新难以获得所需的资金支持。因此总体上，耐心资本在资本市场中是相对稀缺的资源。
科技信用：耐心资本形成的基础
资本无论形态如何，其本质属性还是要保值增值，要能够带来利润，形成投入和回报的良性循环；而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和前沿性科技的创新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如何解决这两者的矛盾是培育耐心资本的关键所在。
搭建长期资本与高科技的桥梁，构建颠覆性和前沿创新的市场化投资逻辑，关键在于引入科技信用。
信用的本质是对未来收入的合理预期。农业信用来源于人们对春播秋收的预期，工商信用来源于人们对产品投入到市场销售的预期，而科技信用则来源于人们基于科技知识对科学原理验证、技术不断迭代从而产生收益的信心。这种合理预期可以用科技创新的成果和价值来度量和验证，从而凝结为科技信用，它可以指引着社会各类要素资源（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等）按照科学理性进行一致行动。
离开了科技信用的长期资本投入是盲目的，因而也不是真正的耐心资本，这种耐心是没有意义的。
战略科学家：科技信用的人格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解决科技信用的信息高度不对称问题，实现科技与资本要素的革命性重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的作用。
战略科学家起到了沟通科技与资本的桥梁作用。建设科技信用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对于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选择上的科学素养，来说服政府和投资者，前瞻性、预测性地做出科技创新布局，进而通过政府增信引导长期资本投资于最关键、最具促发经济增长潜力的科技领域。可以说，科技信用的人格化就是战略科学家。
四、当前与超精密装备行业相关的耐心资本的四大路径与分析
当前我国在探索耐心资本的路径时，当前主要有4种投资模式：
各类政府的投资基金
我国政府基金在超精密装备行业的投资规模和结构近年来显著扩大和优化。总体规模来看，超精密装备行业（含半导体设备、光学仪器、高端数控机床等）年均投资规模超千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级基金（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两期总规模超3000亿元）是核心资金来源之一。
政府投资基金的资金规模优势已经让各级财政和地方国企成为股权投资市场上的重要资金来源。这对于充实股权投资市场资金来源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基金的公共资金的性质，也不可避免地在存在自身的弱点。
相当一部分的政府类基金管理公司（GP）与战略科学家联系并不密切，对于科技信用的认识不足，因而政府类基金在投资前瞻性和决策灵活性上存在明显不足，在高风险、前沿领域的投资相对保守，在投资早期阶段的企业时会给企业施加较高的回报压力，消弭了“耐心”的属性。实践中，许多政府性基金仍处于“跟投”状态，尚未能作为耐心资本真正引领科技创新投资。
科技企业直投
超精密装备企业为了技术的提升也会进行直接投资，由于企业本身对技术前沿的了解，会对一些长周期的项目投资。在这方面国外的大公司有不少的案例，我国的企业也有一些案例。如蓝思科技在国内外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相较于美国科技巨头的跨行业底层技术辐射型直投，中国科技企业的直投更倾向于主业强关联的垂直整合，在投资规模、领域广度和技术延展性上与美国存在差异。中国科技公司追求技术确定性，往往更倾向于围绕自身核心业务或关联领域进行投资，直投目标与现有技术的关联性强，所投领域与现有业务高度垂直，对跨行业、高风险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能力仍然有限。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
2022年银保监会发文鼓励AIC（Asset Investment Company）商业银行下属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允许扩大股权投资范围。近年来AIC在超精密装备行业的投资规模和结构近年来逐步扩大和优化，但相较于国家级产业基金（如“大基金”），其参与仍处于早期阶段。
在高科技创新投资实践中，由于AIC与战略科学家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投早、投长、投新、投转方面显示出一些不足。
专注超精密装备的基金
目前中国专注于超精密装备行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数量相对较少，超精密装备属于高端制造细分领域，直接以该行业命名的基金管理公司几乎不存在。但部分私募股权基金或产业投资基金将“精密制造”“半导体设备”等作为重点投资方向。全国范围内可能仅有数十家基金管理公司明确将超精密装备纳入核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等产业集聚区。
这类的基金虽然目前数量不大，但在前沿科技、颠覆性科技的成果转化、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的增长空间很大。
首先，高科技耐心资本由于它们的资金周期长，不谋求短期利润，因而符合新一轮工业革命高科技产业化的规律。第二，这类基金的管理机构和科学家、科技工作者贴的更近，因此能抓住科技信用。第三，这类基金管理公司决策快，可以按照市场规律照顾到各方利益，衔接长期资金。
这里从一个案例可以看到高科技耐心资本基金的优越性。2017年12月，广东省启动建设了4家省级实验室，其中在佛山建立了先进制科学与技术实验室，也叫季华实验室。广东省、佛山市对实验室先后投入了70多亿建设资金，每年还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实验室的一个重点项目是“璀璨行动”，即解决我国的显示屏装备的国产化，防止重蹈我国IC产业被卡脖子的窘境。季华实验室成立之后科研特别是在显示屏装备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把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转化到市场还需要很大的努力，需要资金。此时季华实验室找到了惠新基金。
惠新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于2021年，专注于高新科技成果，秉持“投早、投长、投专、投新”的理念。基金以专家委员会为特色，专家委员会由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为首席专家，原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为副首席专家。专委会为基金指明了显示屏装备国产化的投资方向，基金管理层募集到保险公司的长期资金，依托广东省季化实验室（新型科研机构）的前沿技术，建立了广东季华显示装备公司，注入了7亿资本金，资金使用期为15年，在15年期间不退出，不分红。而地方政府用于此项目的补贴进入公司，从而使基金在前期科技成果还不能带来收入时，资产也能够增值，从而使保险公司作为基金的LP的利益得到保障。目前基金投入的资金已经充分发挥了作用，使得实验室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有金融的支持，在印刷显示发光打印制造装备、高性能有机发光材料研发、离子注入机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从而大大加速了产业化、市场化的进度。
五、加快我国耐心资本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1.发挥战略科学家在各类高科技金融机构中的作用。战略科学家不仅是科研创新的源头，更是投资决策的关键引导者。科技领导部门应当会同发改、工信部门列出战略科学家名单和候补名单，金融部门给与这些科学家参与的基金给与支持。政府引导基金、产业基金和AIC要加强与战略科学家团队的合作，建立由战略科学家为主的高科技顾问组织。
2.重点扶植专注战略科学家领衔的高科技转化的基金管理公司。在我们前述的4种金融机构中专注前沿高科技的基金和战略科学家的贴合度更高。相较于其他耐心资本的投资主体，由战略科学家领衔的金融机构的优越性在于：这类基金的管理公司更加市场化，战略科学家也更容易在这类基金的投资决策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3.发挥各种耐心资本模式的优势，形成我国耐心资本的梯队。（1）战略科学家为主导的高科技基金管理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直投为第一梯队，因为这两类公司距离前沿科技更近、敏感度更高，对科技信用把握得更好，因此可以作为耐心资本的先头部队。（2）政府引导基金为第二梯队，各类的政府引导基金虽然对前沿科技的敏感度不如第一梯队，但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更加明确，也有相当程度的抗风险能力，也可以作为第二梯队。（3）AIC为第三梯队，它们的资金更为雄厚，防风险要求更高，可以作为承接者。（4）政府产业基金为第四梯队，待到0-1的过程结束，1-0的过程，也就是产业过程时，各类产业基金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4.放宽与保险资金与耐心资本的对接条件。保险资金负债端周期长的特点，与科技创新的周期天然匹配，而科技创新的后期高额收益也能为保险资金保值增值带来保障。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仍存在较严格的限制，与科技创新的融资需求不相匹配。建议应从准入机制、风险权重、审批流程等方面放宽保险资金与耐心资本对接。
5.税收优惠。对于战略金融机构，建议提高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比例，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